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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杜诗学与民族文化论稿》跋

发布时间:2012年12月1日 10:40      点击量:390

《李杜诗学与民族文化论稿》跋

徐希平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一千三百年前的诗圣以其悲天悯人的情怀,十分真切地道出了中国士人写作的艰苦过程与酸甜苦辣。

自三十年前,在先师郑临川先生引导下踏入学术研究之门,其间痛苦与快乐自不待言,先生教诲无计其数,而有两点记忆十分深刻。一是强调学问非为人所学,乃为己之学,因此要力求真知,实有所得。须力戒浮华虚空,避免重复因袭,注重论从史出,务必言之有据。二是,治学严谨还需耐得寂寞,先生常以三湘“女儿红”(湘绣)成年累月一针一线的辛苦为喻,说明治学的艰辛,收获的快乐也在其中,所谓“众里寻他千百度,暮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是也。

1984年,作为在读研究生,跟随先生一道赴太白故里江油参加李白学会成立大会,当时的国内学术界刚刚从文革中恢复过来,生机勃勃,文化底蕴深厚的巴蜀地区相关学术研究富有特色,在学术界也有重要影响,对于当时学术研究积极的推动作用。虽说是四川省的学会成立,但国内乃至海外的许多李白研究学者皆来出席,可谓名家云集,观点各异,这是第一次出席学术研讨会,得以近距离地聆听和求教,体验了当时学界的活跃与创新,对李白与巴蜀文化的关系和影响初步有一点朦胧的认识。

由于工作与教学原因,得以接触一些民族文化与文学文献,对中国多民族文化交互融合与发展及其影响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并对过去学界相关研究领域相对薄弱处产生探索的兴趣,结合一些新的材料力图从新的角度对中国文化与古代文学进行思考和阐释。

本书的完成,便是这种断续的思考和探索的一个小结。题为李杜诗学与民族文化,名目很大,共包含三个方面的论题,李杜行迹与文献考辨,李杜与民族文化,李杜诗学与影响。所谓李杜诗学,其实并没有统一的定义,从元好问《杜诗学引》正式提出“杜诗学”的名称,包括“子美之传志年谱,及唐以来论子美者在焉。”以来,其后各种相关研究可谓汗牛充栋,或许又大大超过其范畴。二十世纪末期,廖仲安先生曾经撰写《杜诗学》一文,意在对当代杜诗学内涵进行界定,著名学者杨义先生撰《李杜诗学》,似乎又于传统领域另劈一境,重在研究方法的变换。见仁见智,不足为奇。二十一世纪初,友人胡可先大著《杜甫诗学引论》付梓,其书含通论、史论、专论、年表等几大部分,比较系统地梳理了杜诗学的基本内涵,启人颇多。我想,从字面上看,理解,“李杜诗学”似乎可以划分为“关于李杜诗之学” 和“李杜之诗学”两个层面,前者之学应该指与李杜相关的学问,包括文献著录,文字校勘、名物辞章、典故注释、史料考辨、评点论述、义理内涵、社会文化、以及历代研究史等有关李杜之各类系列研究,这大概与元好问的本意比较相合,也是传统李杜诗学的基本概念吧!后者之“诗学”二字近年十分流行,或近于诗论之意,似可以此指李杜本身的文学思想与诗歌观点,但从实质上讲,后者同属于有关李杜之研究,仍可从属前者之类。所以,无论如何理解也无妨,这样本书的论题也可归属于李杜诗学的专题讨论了。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千百年来,追慕与研究李杜者无时而已,未尝断绝,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象征,其影响早已突破了时空、地域、族别与国界,成为人类共同的精神遗产。无独有偶,在有关李杜比较研究中,有两处共同点十分突出,这就是二者与巴蜀传统文化与民族文化有特殊的渊源。其一,巴山蜀水,神奇秀美,人杰地灵,底蕴深厚,所谓蜀之人不闻则已,闻则杰出,太白作为历代蜀人杰出代表之首当之无愧。巴蜀文化在整个中国文化中特色鲜明,一句“天下名人例入蜀”可见其影响之深远,谓杜甫为入蜀而大成的名人之首恐怕也无异议,这对中国盛唐诗坛最耀眼的双子星座与巴蜀文化的密切关系似亦可映射出巴蜀文化的重要地位;其二,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多元一体的格局由来已久,中华民族文化源远流长,集合了多民族的血液与智慧。李杜的成就植根于以儒释道为主的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这其中也包括了丰厚的多民族文化基因的影响,李杜精神又成为中华和东方文化的杰出代表,反过来对包括多民族在内的中国文化乃至于东方文化都产生积极而重大的影响。巴蜀远离中原,地处西南,这是中国历代民族成分最为复杂的地区,民族文化资源也十分丰富,李杜的巴蜀生涯无疑为其认识和了解多民族文化提供了便利,多姿多彩的西部区域文化、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发生碰撞,自然会放出异常奇丽的火花。相关的探讨,或许还会促使人们对于当代东西方文化碰撞交融的思考。

斗转星移,岁月流逝,本世纪以来,连续数次赴国内及韩国港台地区出席东方诗话学会等相关学术研讨会,与海内外学者就李杜诗学相关问题切磋交流,深感李杜精神的价值和意义并未随着时光而消逝,闻一多先生所谓“四千年中国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之定论是如此精辟。这是对真善美的诗意化的概述,在物资文明高度发展、人们普遍希望诗意栖居的当代社会,事实上面临许多新的难题和挑战,高科技带来高质量的方便生活的同时,不少人却丧失了生活的目的。耽于繁华“盛世”,浮现虚幻海市,醉生梦死,世态万千。诗仙傲岸权贵王侯的精神不在,玩世不恭与一夜暴富的赌徒侥幸心理盛行。诗圣忧患终生的贫富悬殊和深恶痛绝的聚敛贪腐远未消除,而各种“二代”又层出不穷,“炫富”为荣,“炫色”不耻,黑白颠倒,招摇过世。信仰缺失、崇高消解、公信难觅、生态危机,社会价值观念与导向发生严重偏移,人们分不清天灾与人祸,只能一遍遍呼唤着社会良知,呼唤公平与正义,呼唤仁爱的回归,不知哪里是人类真正的精神皈依。就此而言,以李杜为代表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精华之研究和反思,已不单单而且绝不应限于学术问题,而是与一个民族的生存状态和人类心灵家园建设息息相关。

或许我是杞人忧天,尽管国学的幽灵仍徘徊在东方,但是,在一味追求效益的时代,李杜的三昧真火能否为继?我默默祈祷,真正中国文化的精髓与儒生的真精神莫成绝响!

有感于中国文化当代传承的紧迫性与可行性,虽然自己的思考并不成熟,于先师之要求未能真正做到,但还是觉得有必要提出来交流探讨。偏颇之处,在所难免,批评指正,是所企盼。

在本书撰写与探讨过程中,得到学界许多朋友的帮助和鼓励,四川省杜甫学会和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的专家学者与朋友们真诚相待,倾力相助,可谓意气相投。前辈学者祁和晖、谭继和先生长期予以帮助,奖掖后进的精神令人感佩。会长张志烈先生也多有扶持,多加鼓励,使我受益匪浅。

此外,香港浸会大学邝健行教授先生,台湾中山大学廖宏昌先生也时有切磋,让我不无裨益,香港大学詹杭伦教授及夫人沈时蓉教授,作为老同学和老朋友,不时一杯酒,相与共论文,除多次提供学术信息和交流平台,还撰文赐教,指正不足,可谓学界诤友和挚友。

本书撰写还得到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绵阳师范学院李白研究中心的大力支持,被列入该中心研究课题,在此特向该中心主任兼四川李白学会会长杨栩生教授等专家表示由衷的谢意。

尤为要感谢的是我所工作多年的西南民族大学的领导、科技处及有关职能部门的领导和朋友们,对本人长期关怀与支持,不仅将本书的研讨纳入学校重点科研项目,书稿完成后又提供专项出版资助,使本书得以顺利出版。还要感谢文新学院全体老师和同仁,关心和理解所营造的和谐奋进的氛围是学术进步的重要基础。同时对民族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的辛勤劳作深表谢忱。

最后,我要向我的母亲和家人表示最衷心的感谢和深深的歉意,母亲多年含辛茹苦,与儿子相依为命,全身心付出,以无比宽容之心,支持和理解儿子的一切。寸草之心,永远难报母亲三春阳晖。家人相濡以沫,鼓励着近于徒劳的耕耘和学术道德的坚守,令人感动而生愧意。

夜未央,路正长,蹒跚而行,踉踉跄跄,文人弱肩,仍须担当。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痛饮狂歌终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耳畔似又响起诗仙悲愤的吟唱,眼前出现诗圣憔悴的目光……

谨以此纪念诗圣诞辰1300周年!

纪念诗仙乘鹤归去1250周年!